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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探究雙語語言處理機制，研究人員以 Harris 1992 年《Cognitive Processes in Bilinguals》為起點，分析 35 年來該領域定量（如跨語言加工效應）與定性（如認知控制、神經機制）發展，發現其推動心理語言學革新，揭示雙語研究對理解語言本質的關鍵意義。
在語言科學的浩瀚星空中，雙語認知研究如同一顆不斷閃耀新光芒的星辰，吸引著研究者們去探索人類大腦如何巧妙地駕馭兩種語言。曾經，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雙語研究還宛如蹣跚學步的孩童，在心理學的世界里難覓蹤跡 —— 當時僅有極少數心理語言學教材提及雙語相關內容，已發表的雙語認知加工研究更是鳳毛麟角。那時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單語體系，以英語等印歐語言為主要對象，采用 “語言使用者框架”（Language User Framework）這一模塊化、自下而上的研究模式，將語言處理割裂為長時記憶（LTM）中的語言表征、理解與產生等獨立環節，仿佛將語言這座大廈拆解成孤立的磚塊，卻忽略了其內在的復雜關聯。
然而，1992 年 R.J. Harris 編輯的《Cognitive Processes in Bilinguals》一書宛如劃破夜空的流星，為雙語研究照亮了前行的道路。這本書首次系統地整合了當時關于雙語語言處理的零散認知，從雙語者的本質、工作記憶與長時記憶的功能，到詞匯、句法加工，再到代碼轉換、語言遷移及大腦偏側化等議題，宛如一幅初現輪廓的地圖，勾勒出雙語研究的疆域。但限于當時的技術條件，研究主要依賴行為實驗，對大腦活動的洞察尚停留在 “大腦偏側化” 這一較淺層面，且計算模型的應用還處于萌芽階段。
隨著時間的車輪駛入 21 世紀，個人計算機的普及和神經影像學技術的崛起，雙語研究迎來了翻天覆地的變革。就像曾經只能用肉眼觀測星辰的天文學家，突然擁有了望遠鏡，研究者們得以從更微觀和宏觀的角度審視雙語者的大腦。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荷蘭烏得勒支大學（Utrecht University）的 Ton Dijkstra 與 David Peeters 等研究者，以 Harris 的著作為基石，展開了對雙語認知研究三十余年演進歷程的深度剖析，相關成果發表在《Brain and Language》上。他們的研究如同一位經驗豐富的向導，帶領我們穿越時光隧道，見證雙語研究從邊緣走向中心，從單維走向多維的壯麗旅程。
研究技術方法
研究者主要采用了文獻綜述與理論分析的方法，梳理了 1992 年以來雙語認知領域的關鍵研究。同時，結合計算模型（如 BIA 模型、Multilink 模型）的發展歷程，探討其在模擬雙語詞匯識別、跨語言交互等方面的應用。此外，還涉及神經影像學技術（如 EEG、fMRI）在揭示雙語大腦機制中的作用，以及行為實驗（如眼動追蹤、詞匯決策任務）對認知控制和語言處理動態過程的驗證。
研究結果
1. 雙語研究的定量與定性發展
- 定量層面：早期研究聚焦于雙語者的語言表征是否分離，如意義表征是存儲于單一還是雙重記憶系統，這一問題延伸至詞形和句法結構層面。例如，通過對同源詞（cognates）和假同源詞（false friends）的加工研究發現，語言間的相似性會影響詞匯識別，非目標語言的詞匯鄰居也會參與競爭。同時，研究者對雙語人群進行了更細致的分類，如區分早期與晚期雙語者、平衡與不平衡雙語者、單模態與雙模態雙語者等，揭示了語言距離、文字系統等因素對加工的影響。
- 定性層面：研究突破了模塊化理論的局限，強調語言處理的交互性。Grosjean 提出的 “雙語者不是兩個單語者的簡單疊加” 理念成為核心，表明雙語者的語言系統是動態交互的，而非孤立模塊。例如，認知控制機制（如 “雙語優勢” 理論）被證實對語言切換和抑制干擾至關重要，這一發現將 “語言使用者框架” 從單純的語言處理擴展至與認知控制網絡的整合。神經科學的發展則讓研究從大腦偏側化轉向對雙語腦網絡的整體研究，EEG 和 fMRI 技術顯示，雙語處理涉及前額葉、前扣帶回等區域的協同活動，且不同語言組合的神經表征存在差異。
2. 計算模型的演進與挑戰
- 從局部連接主義到分布式模型：早期的 BIA 模型借鑒單語交互激活模型，通過激活 - 抑制機制模擬雙語詞匯識別，認為詞匯激活是語言非選擇性的，不同語言的詞匯在心理詞庫中競爭激活。后續的 BIA + 模型引入非語言語境效應，Multilink 模型則進一步整合動態語境線索。而分布式連接主義模型（如 DevLex-II）通過語義空間向量表征不同語言詞匯，捕捉學習過程中的跨語言影響，但在擬合學習者實時數據方面仍有局限。
- 大語言模型（LLMs）的局限：盡管 LLMs（如 ChatGPT、BERT）在語言生成和翻譯中表現出色，但與人類語言處理存在本質差異。其缺乏符號表征和具身認知機制，無法整合感知、運動和情感系統的信息，且處理隱喻、否定等復雜語義時與人類存在偏差，記憶結構和學習規則也非人類范式，因此難以完全模擬人類雙語加工。
3. 跨語言交互與語言歸屬
- 交互性的多維度證據：行為實驗表明，雙語者在詞匯識別中存在跨語言鄰域效應，非目標語言的形似詞會干擾識別，而句子語境可緩解這種干擾。例如，在混合語言列表中，熟練雙語者可通過 N400 成分的差異快速切換語言模式。神經影像顯示，認知控制網絡在跨語言競爭中起關鍵作用，前額葉區域負責協調語言切換和抑制優勢語言的干擾。
- 語言歸屬與標記性：雙語者通過 “語言歸屬” 機制為詞匯賦予語言標簽，動態過濾語境中的語言線索。標記性（markedness）研究發現，具有語言特定正字法特征的詞匯（如英語中的 “str” 組合）加工更快，且影響跨語言啟動效應，標記性非詞則會增加識別難度，凸顯了語言特異性線索在詞匯訪問中的重要性。
研究結論與意義
這項研究系統地描繪了雙語認知研究從模塊化到交互性、從行為層面到神經 - 計算整合的演進軌跡，證實了 Harris 著作的前瞻性及其對后續研究的啟發價值。研究表明，雙語處理是語言、認知、神經機制動態交互的結果，其核心在于跨語言激活與控制的平衡，而計算模型的發展需更貼近人類具身認知和實時處理的特性。
該成果的重要意義在于：其一，為心理語言學提供了從單語到雙語的理論擴展框架，挑戰了傳統模塊化假設，推動 “語言使用者框架” 向包含認知控制、多模態整合的動態模型升級；其二，對雙語教育、語言障礙治療（如雙語者的失語癥康復）具有指導意義，揭示了個體差異（如 proficiency、習得年齡）對語言處理的影響機制；其三，為開發更貼近人類認知的計算模型（如結合神經影像數據的神經計算模型）奠定了理論基礎，助力人工智能在跨語言交互領域的突破。
展望未來，雙語研究將朝著神經 - 計算深度整合、個體差異精細化解析的方向發展，旨在構建更具生態效度的雙語認知理論，最終揭開人類大腦駕馭多語言的終極奧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