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社會交往中，公平(fairness)如同隱形的粘合劑，維系著個體間的合作與信任。從兒童爭奪玩具到國際經貿談判，人們對公平的追求貫穿生命始終。經典的最后通牒游戲(Ultimatum Game, UG)揭示了人類寧愿犧牲利益也要懲罰不公平行為的現象，但現實社會往往涉及多方互動——當第三方角色介入時，決策權力分配如何影響公平感知？這正是杭州師范大學研究團隊在《Acta Psychologica》發表的最新研究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傳統UG研究局限于兩人互動，而現實決策常涉及旁觀者或協作者。既往研究發現，人們對被動第三方(unpowered third party)存在公平關切，但當第三方擁有決策權(powered third party)時，社會比較(social comparison)可能成為新的干擾因素。更復雜的是，經典不平等厭惡理論(Fehr–Schmidt模型)無法解釋多人情境中差異化的厭惡權重，甚至忽略了人們可能偏好有利不平等(advantageous inequity preference)的心理現象。這些理論缺口呼喚更精細的實驗設計與建模方法。

為解決這些問題，研究人員設計了包含22種分配方案的改良版三人UG實驗，通過計算建模(computational modeling)和層級貝葉斯分析(Hierarchical Bayesian Analysis, HBA)解碼決策機制。32名非心理學/經濟學專業大學生完成兩種任務：第三方無權力的經典UG與第三方有權力的改良UG，通過接受率(ARs)、反應時(RTs)和公平評分(FRs)多維度測量決策行為，并采用責任評分問卷探究心理機制。

關鍵實驗方法
研究采用混合實驗設計，通過G*Power 3.1計算樣本量(α=0.05, power=0.90)。任務順序采用ABBA平衡，使用廣義線性混合模型(GLMMs)分析22種分配方案下的決策模式�；�于Fehr–Schmidt模型構建6種計算模型，通過留一法信息準則(LOOIC)選擇最優模型。神經機制方面引用既往研究的ERP成分(如MFN、EPN)和腦區激活(如AI、dmPFC)輔助解釋行為結果。

研究結果

1. 方差分析結果
接受率(ARs)顯示：第三方有權力時總體接受率更高(52.54% vs. 45.70%)，尤其在"己方公平-他方不公平"(SFOU)條件下差異顯著(82.81% vs. 59.38%)。反應時(RTs)揭示決策沖突強度：SFOU條件耗時最長，反映公平規范與自利間的權衡。公平評分(FRs)表明，第三方無權力時對己方/他方不公平的評分無差異，而有權力時更關注己方利益。

2. 計算建模結果
模型比較支持改進的Fehr–Schmidt模型(Model 6)：

• 無權力第三方：對提議者(α₁=0.59)和第三方(α₂=0.61)的不利不平等厭惡(disadvantageous inequity aversion)權重相當，且存在有利不平等厭惡(δ=0.27)
• 有權力第三方：對第三方的不利不平等厭惡更強(α₂=1.60>α₁=0.68)，并出現有利不平等偏好(δ=?0.28)

3. 責任評分機制
GLMMs分析顯示：無權力條件下責任評分始終負向預測接受率(B=?1.10)；有權力時該效應僅在高收益條件顯著(B=?0.99)，證實責任擴散的調節作用。

結論與意義
該研究突破性地揭示了第三方權力通過雙重路徑影響公平決策：無權力時激活"道德義務模式"，人們平等關注各方公平；有權力時轉為"社會比較模式"，通過上行比較增強不利不平等厭惡，下行比較產生有利不平等偏好。責任擴散機制解釋了權力情境下懲罰行為的衰減——這如同"旁觀者效應"在經濟學領域的映射。

理論層面，研究通過參數化建模完善了多人UG的不平等厭惡理論，首次量化了α₁/α₂權重差異和δ偏好系數。實踐層面，對組織管理(如仲裁制度設計)和兒童社會化教育具有啟示意義——賦予弱勢方決策權可能意外降低群體合作效率。未來研究可結合fMRI技術探索dmPFC-dACC(背內側前額葉-背側前扣帶回)環路在權力分配中的調控作用，或考察社會比較傾向(SCO)的個體差異影響。

這項研究如同在行為經濟學迷宮中的一盞明燈，不僅照亮了多人互動中權力動態的認知機制，更提供了用計算模型解碼社會規范的典范。當AI日益參與人類決策時，這些發現對設計具有"公平意識"的算法具有重要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