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茨海默�。ˋlzheimer’s disease, AD）如同隱匿在大腦中的 “記憶小偷”，正隨著全球老齡化的加劇悄然肆虐。這種以進行性認知衰退為主要特征的神經退行性疾病，不僅讓患者逐漸迷失在記憶的迷宮中，也給家庭和社會帶來了沉重的負擔。目前，人們對 AD 的認識雖已從單純的 β- 淀粉樣蛋白（Aβ）和 tau 蛋白病理逐漸深入，但腦內復雜的病理交互作用仍迷霧重重。尤其是白質高信號（white matter hyperintensities, WMHs）這種在 MRI 上表現為 T2 加權和液體衰減反轉恢復序列（FLAIR）高信號的病變，雖已知其與腦小血管�。╟erebral small vessel disease, CSVD）密切相關，卻不清楚它究竟如何在 AD 的 “舞臺” 上與灰質萎縮、認知衰退共舞。

有的研究發現 WMHs 整體體積與認知衰退相關，有的卻得出相反結論，這種矛盾如同迷霧中的燈塔，忽明忽暗，提示著 WMHs 的分布、大小等特征可能暗藏玄機。比如，腦室周圍和深部 WMHs 是否在 AD 中扮演不同角色？皮層下 WMHs 體積或單個最大 WMH 病灶是否具有獨特的 “破壞力”？這些問題像一把把鑰匙，等待著研究者去開啟 AD 病理機制的新大門。

為了撥開這些迷霧，同濟大學附屬同濟醫院的研究人員依托多中心橫斷面腦演化隊列（Brain Evolution Cohort, BEC），從臨床需求出發，聚焦 WMHs 的多維特征，開展了一項極具探索性的研究。他們的研究成果發表在《Brain and Cognition》，為理解 AD 的神經血管機制提供了關鍵線索。

研究人員采用了磁共振成像（MRI）技術，對 181 名參與者（42 例 AD 患者、54 例輕度認知障礙（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患者和 59 名正常對照（normal controls, NC））的腦結構進行了細致分析。通過測量 WMHs 的總容積、皮層下容積以及單個最大病灶體積，結合灰質體積（gray matter volume, GMV）評估和認知功能測試（包括簡易精神狀態檢查量表（MMSE）、蒙特利爾認知評估基礎版（MoCA-B）、言語流暢性測試（VFT）等），深入探討了 WMHs 特征與 GMV 萎縮及認知衰退的關聯。

從 NC 組到 MCI 組再到 AD 組，MMSE、MoCA-B 和 VFT scores 呈現出逐漸下降的趨勢（P＜0.05），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能力量表（IADL）scores 則逐步升高，表明隨著疾病進展，認知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受損程度不斷加重。

總 WMHs 體積、皮層下 WMHs 體積和單個最大 WMH 體積均與 AD 患者的 GMV 萎縮顯著相關，其中皮層下 WMHs 體積和單個最大 WMH 體積的影響更為突出。這提示 WMHs 并非 “均勻發力”，其分布和大小是決定對腦結構破壞程度的關鍵因素。

皮層下 WMHs 體積與 IADL scores 顯著相關，反映出其對日常生活能力的影響更為直接；而單個最大 WMH 體積則與多項認知測量指標密切相關，表明較大的 WMH 病灶可能通過更嚴重地破壞神經通路而影響高級認知功能。

這項研究首次系統揭示了 WMHs 亞型（尤其是皮層下體積和大病灶）在 AD 患者 GMV 萎縮和認知衰退中的關鍵作用，為 AD 的病理機制增添了 “神經血管交互作用” 的重要拼圖。研究結果表明，WMHs 可能通過血腦屏障破壞、神經炎癥（如 IL-6/TNF-α 介導的通路）、軸突運輸障礙（如 SNAP-25 通路功能障礙）等機制，與 Aβ 和 tau 病理相互協同，加速神經退行性變。

WMHs 憑借其可通過常規 MRI 無創檢測的優勢，有望成為 AD 早期干預的新靶點。這一發現不僅強調了血管因素在 AD 中的重要性，更為臨床提供了新的診療思路 —— 針對 WMHs 所代表的腦小血管病變進行早期干預，可能成為延緩 AD 進展的重要策略。隨著對 AD 神經血管機制的深入理解，未來或許能開發出更具針對性的治療手段，為 AD 患者點亮新的希望之光。

這項研究通過嚴謹的臨床隊列和影像分析，在 AD 研究領域架起了血管病變與神經退行性變之間的橋梁，為破解 AD 的病理謎題提供了關鍵鑰匙，也為 “從血管角度干預 AD” 的診療理念奠定了重要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