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lational Psychiatry》：Effects of self-managed lifestyle behavioral changes on cognitive impairment control in Chinese older adults: a population-based prospec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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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老齡化加劇，認知障礙問題日益凸顯。研究人員開展 “中國老年人自我管理生活方式行為改變對認知障礙控制的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積極調整行為可降低認知障礙風險。該研究為預防認知障礙提供新方向，意義重大。
在人口老齡化的大背景下，認知障礙問題愈發嚴峻。在中國，從 1990 年到 2017 年，由認知障礙，尤其是阿爾茨海默病導致的壽命損失年數和死亡人數翻倍增長。在認知障礙癥狀出現前，生活方式等風險因素是可改變的，然而，目前仍未找到一種在現實世界中既有效又可推廣的降低認知障礙風險的方法。此前的研究雖然明確了一些與降低認知障礙風險相關的健康行為，以及部分生活方式行為對認知功能的影響，但多數研究集中在特定地區或人群，針對中國人群的研究較少，且缺乏基于行為指標風險權重的不同年齡組生活方式行為風險評估，行為調整對不同認知階段的影響也有待深入研究。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武漢科技大學的研究人員開展了湖北省記憶與衰老隊列研究（HMACS）。研究人員對年齡在 65 歲及以上的居家老人進行了長期跟蹤調查，旨在探究自我管理的生活方式行為改變與認知狀態轉變之間的關系。最終研究發現，積極管理生活方式行為，如在社交網絡、體育鍛煉、認知活動和睡眠健康等方面進行正向調整，能夠降低認知障礙的發生風險，改善認知功能。這一研究成果對于預防和控制老年人認知障礙具有重要意義，相關論文發表在《Translational Psychiatry》上。
研究人員在開展此項研究時，運用了多種關鍵技術方法。首先，采用前瞻性隊列研究方法，對符合條件的 2477 名參與者進行了為期平均 2.02 年的隨訪。通過神經心理學評估，如簡易精神狀態檢查表（Mini -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蒙特利爾認知評估基礎版（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 Basic，MoCA - B）等標準化測試，對參與者的認知狀態進行判斷。利用潛在類別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LCA）對參與者基于行為模式進行分組，還運用 Cox 回歸和立方樣條評估認知障礙發生風險 。
下面來看具體的研究結果：
- 行為風險與認知障礙風險的關系：研究發現，基線行為風險低和中等的參與者，相較于高風險者，發生認知障礙的風險降低。通過對生活方式行為認知風險評分（Risk Score of Lifestyle Behaviors for Cognition，RSLCs）的分析，發現基線 RSLC 與認知障礙風險呈 U 型關聯，即較低或較高的基線 RSLC 評分都與認知障礙風險增加相關。
- 不同行為變化趨勢對認知障礙的影響：穩定健康組和正向調整組的參與者，與穩定不健康組相比，發生認知障礙的風險分別降低了 54%（HR，0.46 [95% CI，0.34 - 0.62]）和 84%（HR，0.16 [95% CI，0.07 - 0.35]），而負向調整組的風險增加了 55%（HR，1.55 [95% CI，1.27 - 1.90]）。這表明改善生活方式行為風險水平（RLLC）或保持低 RLLC，可顯著降低認知障礙風險。
- 行為調整模式對認知障礙的影響：研究確定了基本、標準和強化三種正向行為調整模式。與穩定健康行為組相比，強化調整組發生認知障礙的風險降低了 77%（HR，0.23 [95% CI，0.05 - 0.97]），標準調整組降低了 37%（HR，0.63 [95% CI，0.22 - 1.79]）。強化調整組在社交網絡、體育鍛煉、認知活動和睡眠方面的積極調整更為顯著。
- 不同認知狀態下行為調整的影響：進一步分析發現，穩定健康行為和正向生活方式調整，不僅能促進認知逆轉，還能預防認知障礙發展，在癡呆患者中，正向調整能帶來顯著的認知改善。而負向生活方式調整則會阻礙認知恢復，增加認知惡化風險。
在研究結論和討論部分，研究表明低基線行為風險評分可顯著降低老年人認知障礙發生風險。保持健康行為能降低認知障礙發生率，對非癡呆者的認知功能有改善作用；正向行為調整能為癡呆患者帶來短期認知益處。社交網絡、體育鍛煉、認知活動和睡眠方面的正向調整，對認知功能提升最為顯著。
此項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它是首個大規模探究自我管理生活方式行為調整與認知轉變關系的前瞻性隊列研究，綜合考慮多種健康行為，確定了符合中國老年人習慣的生活方式行為標準和可行的行為改變計劃。研究開發的年齡調整加權風險評分，能更精準評估行為風險。不過，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樣本局限于湖北社區隊列，RSLC 適用范圍有限，存在測量誤差等。但總體而言，該研究為公共衛生政策制定和個人自我健康管理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后續還需在更多文化背景下進一步探索和驗證健康行為與認知改善的關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