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早產兒的神經發育結局一直是新生兒醫學領域的重大挑戰。隨著圍產期救治技術的進步，極低出生體重兒的存活率顯著提高，但神經發育障礙的發生率仍居高不下。傳統評估方法往往需待患兒2-3歲才能明確診斷，錯失早期干預的黃金窗口期。如何通過客觀指標在生命早期預測神經發育風險，成為臨床亟待解決的難題。

發表在《Early Human Development》的研究團隊針對這一科學問題開展了一項前瞻性隊列研究。研究納入98名胎齡<32周或體重<1500 g的極早產兒，在生后早期進行系統性隨訪。通過采集產前/產后臨床變量，結合全身運動評估（General Movements, GMs）在等效胎齡期（Term Equivalent Age, TEA）和3月齡校正年齡（Corrected Age, CA）的動態變化，以及Hammersmith神經學檢查（HNE）結果，探究這些指標與6月齡CA時Bayley嬰幼兒發育量表第三版（BSID-III）評分的關聯性。

研究采用Mann-Whitney U檢驗、卡方檢驗、Spearman相關分析和多元邏輯回歸等統計方法。樣本來源于住院期間入組的極早產兒隊列，關鍵技術包括標準化GMs視頻記錄與分析（涵蓋扭動期和Fidgety期運動模式）、HNE神經系統檢查流程，以及BSID-III發育評估。

【結果】
Objective：確立早期預測指標
研究證實GMs在TEA期的異常表現能顯著預測6月齡CA時的運動發育延遲，這種預測作用不受后續Fidgety期運動質量影響。

Methods：多維評估體系
構建包含臨床變量、GMs時序評估（TEA期和3月齡Fidgety期）、HNE（TEA期和3月齡CA）的多參數預測模型。

Results：特異性預測價值
TEA期GMs異常合并病理性Fidgety運動時，運動延遲風險提高16.05倍（95%CI 1.02-253.50）；即使Fidgety期表現正常，異常GMs仍使風險增加11.16倍（95%CI 1.18-105.31）。雖然部分變量與認知/語言延遲存在單因素關聯，但多因素分析未發現獨立預測因子。

Conclusions：臨床轉化意義
首次證實GMs動態軌跡對極早產兒運動發育的特異性預測價值，為建立標準化神經發育監測路徑提供依據。

討論部分強調，該研究創新性地揭示了GMs時序變化在早期神經發育預測中的獨特作用。不同于既往孤立評估某個時間點，研究通過追蹤GMs從扭動期到Fidgety期的演變軌跡，發現TEA期的異常模式具有"時間窗"特異性預測價值。這一發現對臨床實踐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在新生兒重癥監護室出院前進行的GMs評估，可幫助識別需要優先干預的高危人群。

研究同時指出當前認知/語言預測模型的局限性，建議未來整合更多生物學標記物。論文最后呼吁開展多中心研究以驗證GMs評估標準化方案，并探索其與其他預測因子（如腦影像學、遺傳標記）的協同作用，為極早產兒構建更精準的神經發育預測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