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in, Behavior, & Immunity - Health》：Comparison of cerebrospinal fluid biomarkers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COVID-19 neurological outcomes and Alzheimer’s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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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探究新冠（COVID-19）神經障礙與阿爾茨海默�。ˋD）的分子聯系，研究人員分析新冠神經癥狀患者腦脊液（CSF）的 AD 生物標志物。結果顯示，重癥新冠患者 CSF Tau 升高，且相關生物標志物與疾病嚴重程度、全身炎癥有關。這有助于了解二者關系，為防治提供依據。
在新冠疫情爆發后，人們逐漸發現新冠病毒可不只攻擊呼吸系統，還會對神經系統 “下手”。不少新冠患者會出現頭痛、腦病、腦血管疾病等急性神經癥狀，即便康復，也可能被認知缺陷、情緒改變等長期癥狀困擾。與此同時，阿爾茨海默病這種常見的神經退行性疾病，其病理變化在臨床癥狀出現前數年就已悄然發生，包括淀粉樣病變、tau 蛋白病變、神經炎癥和神經退行性變等。而且，神經炎癥在新冠神經疾病和阿爾茨海默病中都起著重要作用，這不禁讓人猜測，二者之間是否存在某種隱秘的聯系呢？此前雖有一些研究發現新冠患者的某些生物標志物有變化，但并不全面，也不清楚新冠神經障礙患者是否存在與早期阿爾茨海默病病理相關的分子改變。因此，為了揭開這些謎團，來自巴西的研究人員開展了一項極具意義的研究，相關成果發表在《Brain, Behavior, 》雜志上 。
研究人員主要運用了以下幾種關鍵技術方法：首先，建立了多個樣本隊列，包括有神經癥狀的新冠住院患者隊列，以及認知健康對照、遺忘型輕度認知障礙（aMCI）和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的隊列。其次，對這些隊列的參與者進行了全面的臨床評估和認知行為測試。最后，通過腰椎穿刺收集腦脊液樣本，運用 ELISA 試劑盒等方法對腦脊液中的生物標志物進行定量分析，并對數據進行統計學處理。
研究結果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 臨床特征：回顧性分析的 35 例新冠住院患者中，17 例為輕癥，18 例為重癥或死亡。重癥患者年齡更大、男性居多、合并癥更多、住院時間更長。同時，患者的炎癥和凝血相關血液生物標志物發生改變，全身炎癥（SII）在重癥患者中更高，且與新冠嚴重程度評分相關，腦脊液 IL6 水平在重癥患者中也更高。
- 生物標志物比較：與對照組、aMCI 和 AD 患者相比，新冠患者全身和中樞神經系統炎癥生物標志物水平更高。重癥新冠患者腦脊液 Tau 水平高于對照組，與 AD 患者相當；且重癥患者比輕癥患者的 Tau、Tau/Aβ42和 pTau181/Aβ42腦脊液水平更高。此外，在新冠患者中，腦脊液 IL6 與多種早期 AD 生物標志物及全身炎癥（SII）呈正相關，而在其他組中未發現這種關聯。
研究結論表明，新冠輕癥和重癥神經癥狀患者腦脊液 Tau 升高，提示存在神經退行性變過程，但未檢測到提示阿爾茨海默病的分子變化。不過，新冠引發的全身炎癥和疾病嚴重程度與中樞神經系統 AD 生物標志物相關。在討論部分，研究人員指出，雖然重癥新冠患者腦脊液 Tau 升高，但這可能是神經退行性變過程，并非阿爾茨海默病相關的 tau 蛋白病變。與其他研究結果的差異可能源于研究設計和方法的不同。鑒于新冠幸存者數量龐大，明確疾病嚴重程度、全身炎癥與早期 AD 神經生物標志物改變之間的聯系，有助于找到治療靶點和策略，減輕新冠神經疾病或預防長期神經異常。但該研究也存在局限性，如樣本量有限、缺乏對新冠患者的認知和精神評估、生物標志物評估為橫斷面研究等。未來需要更廣泛的縱向隊列研究，以了解新冠結局異質性的機制，確定新冠幸存者患遲發性阿爾茨海默病的風險�？傊�，這項研究為探索新冠神經疾病和阿爾茨海默病的關系提供了重要線索，為后續研究指明了方向，對改善患者預后、預防相關疾病具有重要意義。
